影響李安最深的柏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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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Triple
八歲那年,我第一次看到《處女之泉》時,一股顫慄感從背脊往上竄升,當下我就確定了,我要當導演。」李安曾在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這麼描述首次接觸到柏格曼電影的感受,他視柏格曼為電影啟蒙導師,兩人在柏格曼晚年時也曾相見歡,日前柏格曼影展在新光影城展映,我們就來看看這位大師如何影響李安成為如今的導演。
出生於一九一八年的柏格曼,在一個極度傳統的路德教派家庭長大,父親是極端保守的牧師,兒時他便曾多次因為尿床這類的小過失被罰關在衣櫥裡,這樣的經歷讓他對絕對崇拜的宗教產生了懷疑,對父親的疏離和不諒解,也總能隱隱在作品裡窺見。最明顯便是他晚年創作的《芬妮與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和妹妹芬妮隨著媽媽改嫁給主教,宛如控制狂的主教,規矩密密麻麻,甚至動輒嚴厲體罰,亞歷山大含淚挨打卻仍不願認錯,或許正是柏格曼某種心理投射。
《處女之泉》中,父親同樣是虔誠教徒,儘管性格較為溫和,卻因堅信唯有處女才能向上帝供奉聖火,讓最疼愛的獨女隻身前往教堂,單純的獨女卻因此在途中慘遭歹徒染指殺害。諷刺的是,事件發生後,父親復了仇,卻於最後在獨女遺體旁跪下懺悔,彷彿一切都是自己活該遭受的天譴,進而祈求上帝寬容,但真正的上帝,真會容許這樣的不人道發生嗎?
持續對宗教的質疑,在當時柏格曼身處的時空裡,其實算是相當前衛的。但也就是這種不斷質疑加上時而嘲諷主流價值的精神,讓他的電影影響了不只李安,還包括拉斯馮提爾、大衛林區、庫柏力克、伍迪艾倫等人。而李安,則是折服於他不斷透過電影找尋答案的態度,「《處女之泉》本質上是在講人的處境,與命運、與自然的關係,並且試著找尋答案。但很明顯的,就是因為沒有答案,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拍電影。」為何會因這部片下定決心走向導演之路,李安也透過這段話清楚說盡。
而除了強勢且對宗教深信不疑的男性角色,柏格曼電影裡的女性都相當強悍有個性,如在《芬妮與亞歷山大》中的媽媽,雖因自己對愛情的嚮往改嫁,但一發現夫家裡各種固執不願變通,做的不是隱忍或叫小孩聽話改變,而是挺身表達「我的孩子我會自己好好教」的原則,儘管無力拯救孩子脫離家庭,卻嘗試用其他方式讓孩子偷偷離開,成了年幼的亞歷山大心中的支柱。
但實際上柏格曼和母親的關係呢?其實柏格曼一直是渴求母愛的,但在父親帶領下的傳統家庭,不只他,連母親也日夜承受著禮教的壓抑和束縛,無暇顧及年幼的柏格曼。在母親死後留下的眾多日記裡,柏格曼才發現,母親其實有過一段長達十年婚外情,儘管最終選擇回歸家庭,晚年卻是在不斷懇求上帝原諒的情緒裡度過。
但儘管如此,他仍深深崇拜極具文采的母親,不僅為了母親拍攝《卡琳的面孔》,試圖更清楚勾勒心中的母親形象,在他多數的電影裡,母親也總是富含魅力又寵溺孩子,這或許也是他長期以來嚮往的母親形象。
柏格曼對在傳統禮教裡生存的女性刻畫,無形中也可在李安的電影裡看見,兩人都生長在父權家庭裡,對於父權的對抗都深有所感,李安早期的《喜宴》、《飲食男女》,直至後來的《臥虎藏龍》,都可見到類似的強悍女性對抗既有父權,特別是《臥虎藏龍》中長期隱忍禮教束縛的俞秀蓮,以及縱身一躍便掙脫枷鎖的玉嬌龍,更是李安辯證此種精神的最明確例子。
儘管多次被封為當代天才導演,但對柏格曼來說,電影就如同他九歲第一次拿到陽春攝影機那一刻,只是個闡述自我意念的工具,他曾將電影比喻為「需索無度的情婦」,足見他對電影源源不絕的欲望。「不要拍攝任何沒有『意念』(message)的電影作品,而是要等待「意念」出現後才拍攝。」電影,就是不斷探索自我人生答案的媒介,對攝者、觀者皆然。從電影裡找到現實難題的出口,進而慢慢讓自我價值清晰,或許也是每個導演、觀眾沈迷於其中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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