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學者攜手 締造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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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日上午,海峽兩岸的學人在台大校友會館辦了一場極有意義的「韋政通教授百年追思會」。韋教授是自學成功的學者,僅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一九四九年時,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大潮流來到台灣,度過了一段鬻文維生的日子,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而決定要做一位思想家。
他說他自己的學思歷程,很像黑格爾所說的「正、反、合」辯證歷程:他曾經投入新儒家牟宗三的門下,但是不喜歡牟宗三威權式教學方式,而離開新儒家;後來參加自由主義的陣營,曾經擔任「中國論壇社」的召集人,因而結交楊國樞、胡佛等人。他著書三十餘種,寫了很多批判中華文化傳統的文章,但是卻用了二十餘年的時間寫《中國思想史》,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扛鼎之作。
一九八八年,國民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之後,韋先生回到他睽違四十年的家鄉,同時開始在大陸各地的高校講學。
大陸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之後,對於他所講授的「中國思想史」,正是「求知若渴」的時候:他不僅跟大陸人文學術界的許多名家結交,成為好友;同時在大陸高校廣收弟子,甚至還頒發「政通學者」的頭銜給門下弟子,迄今已經有九人獲得此一頭銜,其中只有一人在台灣,其他八人都散居大陸各地。
在這一段期間,「中國論壇社」的核心人物楊國樞、胡佛相繼過世,連當年號稱「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也走了。在十六日的追思會上,台大前校長孫震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世界造成的危機,剛出版《批判西潮五十年》的何懷碩教授,則從藝術的角度,推崇韋先生畢生的努力。除了我們幾位老友之外,深圳大學的王立新教授也從大陸帶了十幾位年輕學者來參加追思會。
王立新教授本人也是「政通學者」。他所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在致詞時,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話:韋先生一生作為,甚至私人的作息都非常有規律。因為他非常的「自律」,所以才獲得了他最想要的「自由」!這是儒家所追求的「積極自由」,跟台灣年輕世代流行的說法「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完全不同,那只是一種功利主義式的「消極自由」而己!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相信:要救中國,一定要請來「德先生」、「塞先生」。而且要請來這兩尊「洋菩薩」,一定要打倒孔家店,造成所謂的「全盤反傳統主義」。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帶來的二百多萬人中,除了六十多萬軍人之外,有一百多萬人是來自大陸各地的文化精英。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繼五胡亂華、宋室南渡之後,第三次的士族大遷移。
他們在台灣經過三十年的反思,已經看清楚五四意識型態的局限,而且能夠將他們反思的成果回饋大陸,彌補「文革」之後的文化真空。
韋先生的一生是個最好的例子,可以幫助下一代的學人知道:兩岸學者該如何攜手合作,締造未來的「文化中國」!
黃光國(台北市/台大心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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