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人心安?如何才能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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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純昌
因收受賄款而遭退職的前警察忠浩經營起了應召站,送出去的應召女郎一個個消失,讓他以為這些「賺錢工具」都逃跑了。他逼迫感冒臥病在床的金美珍出去接客,卻發現這個末碼為「四八八五」的電話號碼主人,正是讓小姐消失的嫌疑犯,於是他開始追查這個人,但是,最後連美珍也失去聯繫……
電影《追擊者》正是在這種懸念下展開。對比起一般偵探故事最後才揭開真相,觀眾很早就知道了兇手的真面目:一個長相斯文的年輕人池映民。他甚至在電影開場不久便被抓到,輕鬆地承認了自己逞兇的事實。
整部電影讓人絲毫無法放鬆的是:這個脾氣暴躁、同時暴力不斷的前員警(被期待可能成為黑暗英雄的形象)、腐敗的警察官僚(只是想靠抓住犯人的功績掩蓋市長遭到潑糞的醜聞),這些看起來沒用卻只能將期待放在他們身上的男人們,能否救出已昏迷的美珍?或者腦部遭到重擊的美珍,是否能夠在甦醒之後,自行逃出生天?
二○○八年上映的《追擊者》,得到當年多項大獎,也奠定南韓犯罪寫實電影類型的蓬勃發展趨勢。故事原型改編自南韓最駭人聽聞的「柳永哲」連續殺人案,這投射出犯罪驚悚電影對於觀眾的吸引程度,一方面震撼著觀眾的感官經驗,無論是被害者遇害的場景,或是男主角在對兇手逼供時,毫不留情地拳打腳踢,不免讓觀者有大快人心的想法,認為只有暴力才能夠以暴制暴。在情節安排上,觀眾希望池映民趕緊被繩之以法的焦慮,更因為警察苦無證據不得不在十二小時後釋放的時間限制,讓人更加把希望放在男主角身上。
現代生活必然風險
《追擊者》在情節設計上特別的是,製造懸念的並不在於主角與兇手之間的鬥智,而是兇案發生的地點,是一個依山而建的社區,而豪宅又非兇手所有,而是隨機殺人取得。當警察與主角無論從兇手的身分證抑或是金美珍的電話都無法循線找到時,當現代社會對於一個個人藉由戶籍資料與電信網路等定位方式都失能之時,即使是在人口如此集中的都市區,要找到一個人如同大海撈針。隨機殺人犯的出現,透露了在現代都市生活的人們,一種如影隨形的恐怖感。
因此,與其說兇手刻意地不被找到,不如說電影傳達的是,這是一種現代生活必然的風險。圍繞在整部電影的懸念,是被「巧合」所造成,「恰巧」發生了首爾市長潑糞事件,讓其他警察無暇協助忠浩;恰巧美珍所在的地下室沒有收訊;當美珍逃出躲到雜貨店之後,卻又被想買菸的池映民遇到……
罪無可赦人心不安
當故事無法阻止的朝向最不願見到的地步發展,也許心中浮現的,應該是罪無可赦的池映民罪該萬死吧?
殺人犯的原型「柳永哲」,實際上就是南韓長達十七年以來的第一個被判決死刑的罪犯。如果說牽涉到死刑存廢的議題,這部片的觀影者在故事結束後應該都會浮現,「他必須死」的結論吧。
因為他「隨機」、無法預測,無法預防,甚至作案動機來自於他自身的生理障礙,以及無法克制的傷人欲望。這樣的情無可原的罪犯,只有在他消失之後,人心的不安才會被平息下來。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故事著重於主角追擊罪犯的過程,卻未能探索罪犯的生長歷程,而是讓他成為一個無法被理解、穿透的非理性的恐怖存在。這樣完全被破壞欲望所充盈的殺人者,只是讓他同樣在這個世界中消失,「死亡」能夠償還他所犯下的罪嗎?能夠預防未來發生的悲劇嗎?除了暴力帶給人的不安,無動機連續殺人者帶給整個社會的不安也許是更加巨大而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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