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八,百年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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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時雍
「一百年,一百個故事。」
這是德國作家鈞特.葛拉斯(G?nter Grass)寫在小說《我的世紀》(Mein Jahrhundert)前言裡的話,他說,源於「一個簡單的想法」,想為一個世紀,留下文學的記錄。二○一二年底,國立台灣文學館曾展出鈞特.葛拉斯特展「鼓動的世紀」。那段時間,這本小說就擱在家中桌上,我偶爾翻讀其中的文字和繪畫,從戰爭與新技術揭開序幕的百年,有它的哀愁、它的疑惑、它的輝煌。
「一百年,一百個故事。」也是我在寫給本書作者們最先的邀稿信中,為將展開的寫作計畫所做的最簡單的解釋。那幾年,我正主編《人間福報》副刊,在工作備忘裡,擬下暫名為「二十世紀.文學的島」的專欄想法。我想,如果一周寫一年故事,一年即走過半個世紀,再歷秋冬,就行過百年。「她要往何處去?」最初的我們,或也無法預期,但至少會留下一百個故事。二○一五年底,先邀請了何敬堯、盛浩偉、陳允元、楊傑銘四位,參與上半葉的寫作,這年代的範圍,主要含括於所謂的日治時期台灣。專欄從二○一六年一月十八日起每周一登出,定名為「20世紀台灣文學故事」,第一篇〈一九○○:最終與最初〉,從一個世紀的盡處,跨進新世紀的源頭。
最初看似簡單的想法,開始有了深刻而複雜的涵義。三個關鍵詞:「二十世紀」,有別於過往的斷代,無疑帶給我們一種觀看歷史的嶄新向度;回到每一年,卻又具有了充滿細節紋理的時間感。「台灣文學」是敘事的主體,哀樂舞台聚光下的主角。「故事」是敘述的形式,我們盛裝年月的盒子。
下半葉,已進入戰後的台灣,邀請了林妏霜、馬翊航、詹閔旭、蔡林縉、鄭芳婷、蕭鈞毅、顏訥,連同我共同執筆。
所有參與寫作的朋友們,過去或創作小說、散文、劇場、詩,都是我們這個世代(一九八○年代出生)已深具故事風格的創作者。大家皆投身學術研究,各擅不同領域;但特別的是,作者群主要出自台灣文學系所,或曾以此為研究領域,或已教學其中。
何敬堯關注台灣妖怪、推理等類型文本;盛浩偉的散文與評論都流露他深厚的日本文學底蘊;陳允元寫詩、也長期投入超現實主義風車詩社的史料工作;楊傑銘曾旅居香港,從事魯迅的思想傳播研究。他們寫下的上半葉故事,是交織於台灣、日本、中國、世界之間,一個長夜,接連著另一個夜的黑;然而身在其中的人,卻總是等待著幻影盡頭的天亮。
林妏霜小說充滿內面的特寫,像她心繫的電影鏡頭;馬翊航有詩人的眼睛,出生台東卑南族,帶領讀者凝視山海的憂鬱;詹閔旭是當前馬華文學重要的討論者;蔡林縉從現代詩跨足後殖民理論;鄭芳婷則在戲劇的背景下,著重與台灣文學、政治交錯的小劇場史;蕭鈞毅研究當代小說、也寫作小說;顏訥如她關注的台港現代主義者,對時代總有愈尖銳、愈溫柔的目光。下半葉的故事,在他們的筆下,是一波接一波的新浪潮,帶來了雨水,也帶來光焰。
整個寫作計畫為期兩年,最後一篇〈二○○○:一一走進那良夜〉於二○一八年一月八日刊出。幾個月之後,旋即展開這部《百年降生:1900 – 2000臺灣文學故事》的編輯工作。
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學,是一場漫長的降生,徘徊著文學者們思考與困惑的身影。卻唯有在此刻,當一個一個故事匯集成《百年降生》,歷時逐篇細讀後,才令人察覺,最初不知往何處去的,初始看似無路的,其實早已有了人,有了路。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形式,照亮了歷史的空缺,留了微光,給所有在長夜寫作的人們、給底層的心靈、給無名者。你因此將看見一個人,默默結束了他的時代,會看見被遺忘的故事,會看見終戰之時,鏡頭的焦點,留在南洋的密林、留在忘了將死亡帶回來的那人;風車接收到光年外的電波,現代主義成為六○年代的底色,《劇場》反藝術的藝術家卻來到了台前。故事的擇取,除反映寫作者敏銳的目光,確實也呈現了千禧後的二十年間,愈成熟、更新的文學研究成果。
《百年降生:1900 – 2000臺灣文學故事》在此時編成,感謝所有參與寫作的朋友們;同時謝謝《人間福報》副刊當初所提供如此珍貴的平台,以及感謝這些在島嶼上寫下故事、傳遞故事、閱讀故事的人們。
我想起一個傍晚,曾搭乘列車,前赴宜蘭礁溪,參與一場關於小說家黃春明的國際研討會。第一天會議結束的晚會上,春明老師帶著他的劇團,演出了幾段文學改編的戲,現場並投影老師的撕畫作品。那是一個溫柔的夜晚。有一刻,春明老師上了舞台,與我們說了幾個笑中帶淚的故事。
夜裡的礁溪,樹影扶疏,氣溫有點微涼,心卻莫名暖著。這幾年,往來了幾趟宜蘭,途經倒影著薄雲的水田,途經龜山島,因為小說家那幾行詩句,總也有一種遊子回家的感受。那晚上我帶著這樣的心情,返回留宿的房間,隱隱想起了擱在桌上的那本《我的世紀》。就在那晚,我決定開始這個寫作計畫。回台北之後,寫了第一封信給朋友,我說,「一百年,一百個台灣文學故事」。那是二○一五年十月中旬,發生在我心裡的,一件小小的故事。此刻,將它們交到你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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