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間 快意情仇 金庸的兩岸三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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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振忠(資深媒體人)
在華文世界裡,縱使不好武俠,但不能不識金庸;若接不上話題,彷彿自外於華人社群。金庸的作品曾被兩岸當局所禁,卻又能在地下匯流成河,終於在開放後蔚然自成「金學」於不墜,此正是兩岸三地近代史演變的極重要文化資產。
眾所周知,金庸寫武俠小說是個意外,在香港《新晚報》期間,臨危受命接梁羽生之筆延續武俠小說連載,沒想到一九五五年《書劍恩仇錄》初試啼聲即一炮而紅,爾後十多部重量級長篇小說,俱成經典。
醉心於歷史的金庸,喜歡將故事架構在大歷史的背景上,虛虛實實,十五部作品橫跨宋元明清四朝,故事主角多為虛構,但又結合歷史中真實的忠奸之君臣,穿梭於真實的歷史場景或戰役中,自成一格;而且透露他對歷史人物之臧否,包括康熙、乾隆、鰲拜、陳圓圓、常遇春、李自成、張三丰、范蠡等,皆在小說中登場,甚至《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成了尼布楚條約中的簽署人,又將小說家的想像力推向一個境界。
而金庸之所以傳奇,更在於他手執兩枝健筆,一枝寫小說,一枝寫社評,他在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讓他在寫小說之餘,還能暢評時局,在主持《明報》期間留下七千多篇社評,針砭時事,點評兩岸三地,尤其對陸港發揮許多實質影響。
金庸虛實交錯的創作,正值兩岸各自威權治理的時代,而香港正好成了華人世界最為自由創作的基地,不僅影視產業發達,言論相對多元,讓金大俠有了無限的創作空間和發表園地。即便金庸選了最自由的小說創作形式,可是在最主要的華文市場大陸和台灣,仍禁書數十年,各種說法不一,或因小說影射文革、或因小說歌頌「彎弓射大鵰」,或因金庸對時局的批評,不一而足。然而讀者對金庸作品的熱愛,不因形式上的禁令而受限,盜版、改名、分裝,甚至影印,現今四十歲以上的華人,不少人都經歷過「偷看」金庸的經驗。
大師仙逝,所幸在金庸生前已享有盛名,而且走遍兩岸三地,兩岸領導人鄧小平、蔣經國都曾面見,他的書早已是常年暢銷書,大陸近年更再興起一股金庸熱,出版人有此戲言:印金庸書等於印鈔。
由於金庸對政治的興趣與敏感,使他對兩岸局勢的推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準確,例如他預判大陸短期還難出現西方式的民主,且難有取代中共的力量;而他在訪問大陸領導人後,晚年也多主張統一,固然為陸方所喜,卻也讓不認同者質疑他為何要選邊站,「文學金庸」毋庸置疑,但「政治金庸」卻惹了色彩。
中國人寫史善於曲筆,以免惹禍上身,但金大俠用曲筆寫小說,用直筆寫社評。金大俠的人生歷程,雖年少流亡,但尚無大劫波,尤其創作歷程,恰似兩岸三地的歷史縮影,其作品穿透力更是貫穿幾個世代。金庸秉其俠客書生「大鬧一場,悄然離去」,完整了一生的傳奇。「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金庸早已用了名句為自己下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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