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小事】黑白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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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鈞堯
十五吋或者更小的黑白電視機,是我跟世界的接壤。那戶人家姓薛,每晚六點半,我們吃過晚餐,天色已暗,星星的芒光依然足以探路,我們拎著各自的板凳,非常害羞並且知道分寸,坐在薛姓人家的後邊,掙著小臉蛋、撐大眼,盯著連續劇或者歌仔戲。
除了看戲,我緊跟著字幕,一個音、一個字。很不明白當時的我何以跟緊那些看不懂的字。我才六歲、七歲,剛背好注音符號,似乎預感文字是開啟他方的鑰匙,儘管當時,我被困在無際的苦黑。開雜貨店的吳姓宗親買了村子裡第二台電視機,依然黑白與礙仄,但這些到了中午都沒人理會,村裡十之三、四的大人、孩童,齊聚他家,讓出第一排雅座以後,各自尋找理想的觀看位置。我多次爬上三合院牆上,挨著大日頭,收看黃俊雄布袋戲。
每一天中午與晚上,大夥看一樣的戲,討論同樣的劇情,對於情節發展與結局,自有見解。這多麼像人生這框架,你說該是十五吋還是五十里,每一個伸出去丈量的手,都像瞎子摸象。
十五吋電視機首先為我衡量了當代的紛擾,那些構造的情節、武林跟英雄,以及一個春光漫好的四月,教室外頭的棗子葉掛滿新雨,一顆一顆晶瑩渾圓,當陽光透進,它們響了起來,爭著誰亮、誰又更亮。校長隨後公布的消息讓整個天都黑了,六個年級、近兩百名學童,分往兩戶有電視的人家,觀看「蔣公」出殯。一直到那一天,我們才知道「偉人」「駕崩」。天沒有崩,也沒有因此長黑,但我們的悲傷很認真,我們的沮喪都是淚水。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建交,變成一股一股的移民潮。
多年後,我的一個親戚從美國歸來,當時都已經解嚴了,但親戚還是用苦、用難框架台灣,多要了幾袋飛機上的花生米當伴手禮,他鄭重擺在客廳茶几,跟花生米包裝袋上的英文字站在一個陣線,很明顯地流露他的優越。我們不知道該招待什麼好,倒好茶水、擺上瓜果,只好打開電視招待。我家也「買」電視機了,正確來說是獲得饋贈,一架二手黑白電視機。尺寸該已升格到十九或二十一吋了,親戚不看,但我們沒有關掉它的意思,親戚以新聞與綜藝節目的吵雜聲為背景,毫不客氣地怒罵「侵占」他房子與職位的人。
「一棟仁愛路上的房子,才五十萬,你們說,這比搶還可惡;我的校長職,被小十屆的學弟給幹了,不知道怎麼輪到他的……」爸媽都是安分的莊稼人,雖已經搬離鄉村定居城市,性格依然土氣。況且,他們面臨的是素來敬仰的博士、教授,從小,親戚就像個神話,一遍遍被述說,直到他帶著幾袋花生米造訪,我才能親見。
我並沒有能力反駁,那不是「侵占」,而是「購買」;職位不是被偷,而是後繼者「夙夜匪懈」,一天一天實地踏來的。我酷愛花生,還是撕開封口吃了,並且把爸媽一直禮讓的那一份,都給吃淨了。外國月亮都更圓,何況美國花生?
幾十年後,我受邀請到美國密西根等地講座,寄宿朋友家。正逢中秋,我從月亮升起時便看著,它移動到樹梢邊、再走到兩棵楓樹中央,我拉著友人說,「看,中秋月哪。」他們忙得沒有時間抬頭,公司的電腦業務是先生的每天重點,為大型公司偵查數據,提供偵錯資訊;雙胞胎的接送是太太的日常,接送上下課、學鋼琴、芭蕾與空手道以及僑胞事務等,這樣的日常根本無法日常。
他們與孩子還有我,都一起抬頭。不知道是誰一聲短嘆,我聽出來了,那是「月是故鄉圓」。我們走向游泳池畔,先生已經架起烤肉架,兼有紅肉、月餅跟文旦。月亮倒影池上,飛鳥過處,淡淡微笑。
朋友家屋宅氣派寬敞,我借宿的房間,小窗正對成片的樹林跟大門口,在許多個沒有外出,而我獨自沉靜的上、下午,夫妻倆的車子進進出出,這才能把一個家織得靠譜。有一天下午,我獨自在家,好奇這地下一層、地上兩層的別墅裝填了什麼?夫妻倆的合影懸掛主廳大牆,新郎唐裝、新娘旗袍,二樓穿堂不只是穿堂,設有書房,以及一個特地擺設的視聽間。電視居中,螢幕薄而寬敞,至少六十吋了,我找了一個沙發坐下,沒有打開,而靜靜看著。遠樹與窗,跟坐著的我,不論遠近都投映在螢幕上。光線不夠,我、樹以及遠天白雲的倒影,都黑白了。
黑與白,不影響回味的色彩,我旅踏各地,都曾看見十五吋電視機,被當作緬懷的意思,放在展間、咖啡廳。選台的圓紐已經固定在一個頻道上,該像我一樣,跳上三合院的牆,沒有人記得戴帽子,也從來沒有人認為,陽光會是一種威脅。
我總忍不住拿手機拍,它們便從這個框架移到了另一個框架。♣

十幾吋的螢幕顯得不夠用了,卻是了解他方的「黑盒子」。圖/吳鈞堯
十幾吋的螢幕顯得不夠用了,卻是了解他方的「黑盒子」。圖/吳鈞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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