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堂鐘聲】逐利者的逆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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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名敦
歷史上曾記載一段關於義利之辨的著名對話,孟子遊於魏,見到當時的惠王。惠王劈頭便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不慌不忙,從容地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是當時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雄論滔滔的辯士,從「義」和「利」的先後辨析,為惠王梳理出治國方針,凸顯仁義先於利益的論點。
孟子與惠王的一段對話,不僅是一段歷史,更是累代以來深受儒家思想薰陶者的集體觀念縮影。「士農工商」的階級排序、羨富又仇富的矛盾心理,甚至對於從商者、做生意的人抱有投機、鑽營、不可信的偏見。不誇張的說,「無奸不成商」一語,已然可簡化為一條「從商即奸」的數學公式。
這類論調想法,或許背後都有可靠的經驗或史實支持,但相較其他領域的從業者而言,「商人」這一類別似乎背負著更沉重的道德批判。於是,我們得問個問題:這些心照不宣的成見,是基於多數人對擁有財富者的羨慕扭曲而成的詆毀?還是追逐財富本身,就是一種放棄道德操守、自甘墮落的象徵呢?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英國開展工業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也預見了現今活絡的自由貿易市場,他認為每個人在實踐逐利的過程中,也許他們並沒意識到,自己正參與實現社會進步、全體受益的宏大目標。這樣開闊的視野,回溯我們文化的源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也曾提出相似的概念。
首先,司馬遷認為「逐利」是人性使然,任何形式的制約束縛,都無法改變。他曾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因此,無論是清廉的官吏、衝鋒陷陣的兵卒、招蜂引蝶的美人,甚至魚肉百姓、橫行鄉里的地痞流氓,他們謀求的手段不一,但本質都是為了「利益」。當然,趨利而行的行為,是否導向正面結果,司馬遷更進一步指出需要合適的調節引導,「因之、利道之」人性的趨利性,乘勢而為。
其次,司馬遷認為各行各業都是相互依賴的,即便在以農為本的傳統社會裡,商品貨物的流通、經濟的發展也有賴百業有司的開拓,於是他說:「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在重本抑末的農業社會裡,司馬遷顯然沒有行業貴賤的分別,而是從生產至販售的經濟思維,平等看待每個行業角色的貢獻。
第三,司馬遷認為仁義道德與經濟利益之間,彼此是並行不悖、相互支持的。他引用管子的一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藉此說明在物質不致匱乏的情況下,才有追求更高尚理想的基礎。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讚揚數名致富兼能行善、顯聖的大商賈,如范蠡的「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貢的「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這些例證,在在印證司馬遷卓越的觀點。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段話揭示了人類活動的底層機制。「逐利」既不是單一族群的行為,也不是貪婪、庸俗的同義詞,而是人皆有之的本性。因此,該是仇富、媚富、排富、炫富?這些都不重要。只要記得在逐利而往的同時,別忘了他人也是逐利而來。競爭留給自己,而協作之門向他人敞開,利人不也是利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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