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低薪如何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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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領完年終獎金後,又有一波換工作潮,但面對台灣長期低薪環境,再怎麼換也難以換到高薪工作,充其量只是換一個較輕鬆或有未來發展性的工作而已。
行政院在年初二就表示,中央臨時、派遣、約雇人員加薪,中央派遣人員加薪一千一百元,但以三萬元為上限,受惠者約有八千人;約雇人員則由一等調為二等,二等調為三等,加薪結果仍然僅三萬元,且只有四百多人受惠。
此一加薪動作只是把原本同工同不同酬的派遣、約聘雇人員的薪資調到較合理的待遇而已,若和做同樣工作的公務人員相比還是低薪,甚者和台灣平均薪資相比,依舊是屬於低薪工作者。
主計總處日前公布台灣上班族平均薪資為四萬零八百九十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二點五七,創下十八年來新高。但人力銀行調查結果,近九成民眾不滿意現在薪資,同時表示平均有三年沒有加薪。
其實主計總處的另一個數字才更令人憂心,去年的實質平均薪資只有三萬八千二百三十五元,比十七年前的三萬八千三百九十八元還低。換言之,面對物價上漲幅度換算,台灣平均薪資是倒退而不是成長,如果再和鄰近亞洲國家平均薪資成長幅度相比,台灣真的是低薪國家;和日韓新加坡相比,早已是四小龍之末,若再和大陸、東南亞等國家薪資成長幅度比較,台灣這十年來呈現一個薪資空轉的狀況。
若拉到求職現場,更可以發現薪資更低,根本不到三萬元,年後高雄一個徵才活動,有五十家廠商開放兩百多個職缺,起薪大都二萬五千元起,只有少數一兩個高科技工程師職缺薪資有六萬元,平均薪資也只有二萬八千元。面對這樣的低薪待遇,台灣的勞動者和上班族該何去何從?
誰該為台灣的低薪負責,政府、資方、教育還是經濟環境?從後蔣經國時代,台灣經濟已無法和鄰近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成長;相較之下,就居於劣勢,不僅已是四小龍之末,特別在大陸崛起後,台灣以往在國際經貿地位就被取代,整個經濟成長難以突破,尤其在兩岸關係時好時壞之下,更讓台灣完全處於被動,經濟無法發展,薪資何能成長。
資方老是想以最低薪資來節省成本,結果只是讓有能力的人才出走,反而難以讓資方以好人才來創造更好的盈利成長;在教育方面,幾十年來依舊無法讓所學為所用,整個大學教育和技職教育仍停在舊教育模式,大學文憑愈來愈不值錢,企業界當然只以三萬元不到的薪資來聘大學新鮮人。
台灣低薪問題,大家都知道,政府知道、資方也知道、教育界也曉得問題根源;可是年復一年,台灣只忙選舉,各政黨只想以膚淺政策、買票方式為自己鞏固政權,對需要花時間或涉及政治意識形態的改革都不願意去變革,何能翻轉台灣低薪環境呢?
政府每年調高一點最低工資,就受到依賴外勞的資方反彈,政府也只是象徵性調高,對台灣上班族薪資結構有何轉變呢?兩岸經貿關係找不到出路,南向政策又無實質效益,愈來愈經濟鎖國,老闆賺不到錢,員工自亦不能加薪。
欲求翻轉台灣低薪困境,只有擺脫選舉政治考量,專心於經濟發展,回歸到全台拚經濟的氛圍,從兩岸經貿發展的翻轉、勞資關係的翻轉和教育產學與學用模式的翻轉,或許才有機會突破低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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