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小事】台灣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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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鈞堯
這是我的找書路:出三重市仁愛街,斜穿安慶街連正義北路,再右轉重新路,我經過的騎樓高低起伏,它們或築斜坡、或多砌幾個石階,都為了預防大雨來,淡水河完全不跟堤防商量,後娘一般。騎樓如浪,我心如浪,因為我要到書店。
我被許多誘惑考驗,烤章魚丸子、甜不辣攤、五燈獎豬蹄飯,我把口袋捏得緊,不讓口舌留一點點口水。凡,文字形成一股誘因,都該有某種根深柢固的安靜,它們平常都小而乖順,像飽足睡憨的嬰兒,一旦警醒都乖張,像受了天大委屈,書店成了我聲張與索討的所在。我還得通過一個試驗。書店附近正是電影院,有院線與二輪片,海報貼滿戲院外牆,像載了太多歡樂的口腔,嘟嘟嘴、圓鼓鼓,我不斷對比海報與書,孰優孰劣、孰得孰失?沒有得失、優劣,而是一個時間問題,進戲院不過兩小時,買書但能一輩子陪。
書店該叫「國園」,如今早已不在,只能在回憶中與它團圓。這是一家書店的意義,像是什麼也不做、哪裡都沒去,它的靜候就是一款美德,而且它不趕人,除了翻閱漫畫書,會惹來老闆注意,像是「嘿嘿嘿」,像是「我有注意到,你都來看免費」。我沒有那個問題。我都會買書,掏出一度捏緊緊的紙鈔,鬆開,像一本書開在我的掌心上。
在一次次的找書路以後,我才瞧出書店的眉目。書店氣息安靜,肇因一批安靜的書,架構書店的五臟六腑,「顏面」可以一周、一個月更換,如時興的交友雜誌、歌本、婦女與理財刊物,文學才是書店的心臟,十幾年後我方知曉「五小」大名。一九六八年,文壇稱「林先生」的林海音創辦「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作家姚宜瑛成立「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作家隱地成立「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詩人楊牧、弦、葉步榮創立「洪範書店」;一九七九年,時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的蔡文甫,辦理「九歌出版社」。八○年代初,它們都很有規模了,各擁一個書架。寫書、出版與讀書,看似交集,與我只有一個胳臂遠,但又海角天涯。
九○年代中葉,那一天有風有雨,還有點愁,我頻看表,一小時、十分鐘……還有五分鐘,我終於下班了,循南京東路五段走到四段;騎樓有高有低,有寬敞與仄礙,走在南京東、也像走在正義北,我遠遠看見一個灰影縮在冬日的寒冽中,她的名字曾以「責任編輯」出現九歌叢書,約莫一周前,她給我電話,「蔡老師要我跟你聯絡。」蔡老師,呃……該不會是蔡文甫吧?
二○一七年春夏之交,作家畢飛宇率領作家團訪台,九歌與印刻,兩大出版陣容邀請旗下作家與會,訂定「文學價值分享、兩岸創作發展、推廣、培植與創新、實體書店推廣閱讀的價值」等發言方向,來客畢飛宇權充主人,引領作家盍各言爾志。面對大哉問,我心虛詞窮,也可能耽吃蛋糕、快飲紅酒,任何發言都是打擾;更可能,我是剛剛睡飽的孩子,怎麼一個天亮,忽然長大了?我細細追問自己的找書路,再度看到一個風雨交加日,寒冷中彼此辨認,陳素芳一開口就說,「蔡老師問你,有沒有興趣在九歌出版?」
很多年了,這句話總響著,它也響在其他人心裡,當時文壇流傳「文章發表要上兩大報,出書則要找五小」,讀書、寫書與出版,在這三岔路口,終於設有一個號誌,紅燈還是綠燈?如果紅燈,我該如何摸索,在大雨與枯旱之際,鑿渠道疏通春夏秋冬?我偏離發言,談「五小」與「九歌」,說「蔡文甫」、「蔡澤玉」父女與「陳素芳」,他們都該加上引號,如同「蔡老師問你」一樣,必定被我跟許多人,一遍遍畫上紅線。一畫再畫的紅線轉綠了,一段一段的路頭,都沒有盡頭。
我不只在台北談「五小」,在雲南、北京、杭州、溫州、廈門、石家莊等地,我除了談自己長期主編的《幼獅文藝》,也談「五小」,它們是文學旅程與重鎮,而我知道大陸朋友看台灣文學發展,需要幾把鑰匙。交流會後,我持畢飛宇、張莉合著的《小說生活》請畢簽名,他很驚訝,張莉的名字已經寫上,「二○一四年冬,澳門」。找書與讀書路都是長途跋涉,以九歌出版為例,從梁實秋、余光中、林文月、張曉風,迄陳義芝、鍾怡雯、楊富閔等,世代名家輩出;舊的不會更舊,但永遠有新的,我帶著《小說生活》赴畢飛宇會談,也帶著《小說生活》與張莉不約而遇;是「九歌」約了我,還是我捏緊自己,見「九歌」?是「五小」覆育我,還是我也貢獻一點微末,給「五小」?
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著有《時間箭》,全書「倒著來」敘述,水往上流、雲往下飄,我倒著走出國園書店、接正義北路,騎樓低高伏起,穿安慶街、連仁愛街,倒退上三樓,門關了後我進屋,房門關了後我跳上椅子,我手上沒有書而打個飽嗝,書桌上沒有「小五」……我慶幸,當記憶「倒退嚕」,其中一段是我拜訪蔡文甫老師,在九歌二樓雅室,他高興收下我贈與的金門高粱。
爾後,我為愛飲辯護,都舉蔡文甫為例,「睡前小酌高粱,是蔡老師的養生之道呢。」
蔡文甫儒雅俊朗,使得他的高大不具威脅,而更顯寬厚,他鄉音濃,十之五六我都是猜的。那是我經常「倒退嚕」的場景,我從正襟危坐漸而或倚或靠,聽不懂的猶然沒聽懂,但我們相談甚歡,一旁的酒,則還沒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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