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佛光山.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既古老又全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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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錢文忠(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冥冥之中實在是非常有意思,文革開始整一年後,大師就在佛光山開山。大家覺得這都是偶然事件嗎?我還要提醒大家、告訴大家,仔細想來,逢「7」,對佛光山的歷史、對人間佛教的歷史,就真的很重要。
1927年,大師一歲,沒有大師就沒有佛光山。
1937年,大師的父親在南京失蹤,大師跟著媽媽去南京尋找父親,才有了出家的因緣。
1947年,大師在宜興大覺寺擔任當家,現在佛光山祖庭在恢復,我也是宜興人,宜興是我的老家。老家有了大師,總覺得我們宜興的福報實在是太大了。順便說一句,老蔣總統的祖籍也是宜興,後來才遷到奉化。
1957年,新北市普門精舍完工,這是大師流浪到台灣,多年顛沛流離後第一個可以安住的地方,之前都是在別人的道場。
1967年,佛光山開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大陸開始恢復寺廟,因為有些外國元首要來大陸旅遊、拜寺。官方一看寺廟沒有僧人,趕緊找回來,剛開始根本找不到,就派一些幹部,穿上袈裟去上班;結果外國元首有人懂佛教,發現這些「假僧人」什麼都不懂。
日相訪問 促成寺廟恢復
大家知道天台宗的祖庭是浙江天台的國清寺,門口的兩頭石獅子就是從北京運來的,國清寺原來的石獅子早在文革時砸光了。事情的緣由是,身為天台宗佛教徒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要訪問中國,要求參訪國清寺;當時的總理周恩來便下令趕緊恢復寺廟,他曾保護過很多寺廟。沒想到田中角榮對自己的祖庭非常了解,詢問:「國清寺門口的一對石獅子還在嗎?」糟了!石獅子早沒了,總理就下令從北京運來兩隻一模一樣的石獅子放在國清寺門口。這就是大陸在1976年文革結束後,恢復寺廟的例子。
當然這不能怪那些法師,嚴格來說,他們的戒體已失,因為他們很多都被迫還俗,由於事關性命,若不配合,自己和親人的性命、整個家族都會受威脅。很多人後來又被請了回來。有些很著名的僧人,後來為恢復佛教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1977年,大師又做了什麼事呢?佛光山萬佛三壇大戒,被視為當時標準的戒場;開始編纂《佛光大藏經》。
1987年,大師在曼谷第一次和趙樸老會面。
1997與當時天主教最高領袖保羅二世會晤,同時佛光衛視(今人間衛視)開播。
一次、二次叫偶然,事不過三,三次就難說還是偶然了吧。說必然無非是說大師早就運籌帷幄,就是註定,就是因緣。整個中國文化或佛教碰到大事以後的翌年,佛光山即做妥各種準備和布局,這是有年表的,不是空口說的。77、87、97年大師一直忙於努力弘揚佛教,加強與大陸來往等許多事情。今天,人間佛教對於中國就意味著信心、信仰的一絲希望。
1976大陸文革結束時,經濟破產,非常窮,不是各位能想像的,從吃飯的角度來說,不會比大師出家的時候好多少,起碼在農村,甚至可能會更差。大師在棲霞佛學院時還能吃一碗麵條、半碗鹹菜;我1984考進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就讀的學生可是有國家保障的,但也不能保證頓頓吃麵條,每個月吃多少麵,吃多少米,吃多少玉米麵之類的粗糧都是有定量的。當時經濟確實瀕臨破產,然而,直到最近幾年才意識到,更重要的是信仰、精神也幾乎已經破產。
家祖母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在文革最困難的時期,居然乘著小木船渡過太湖去燒香,還帶著一些信眾,一些積存下來的錢款去,如果抓到那是要被判刑坐牢的。很多人從小未見過寺廟,經過文革還能保存下來的廟,不少是因為作為倉庫堆放糧食,或被軍隊、機關占用才倖免於難。
不惜代價 飛速發展經濟
1976文革結束時,經濟垮了,信仰、文明、文化、宗教更加垮了。大家都意識到必須快速發展經濟,國家的政策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準點。一個中心就是發展經濟,一門心思,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把社會發展的目標、人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家庭去追求成功的目標,全部定位為經濟,也就是俗話說的賺錢。所以,這30年大陸的發展,是在幾乎沒有信仰、文化支撐的情況下,去飛速地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與做任何事一樣,實際上都是有制約的,比如你在西方,你就有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制約,在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制約,在日本有佛教、神道教的制約;但是,中國大陸在1976年以後的發展幾乎沒有宗教、道德的制約,傳統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忠孝都沒有了。太多的人小時候沒有讀過《論語》、《孟子》,更沒有讀過佛經,不少人見都沒見過。
在這個情況下快速推進現代化,而現代化的目標就是賺錢,這當然非常有效。大陸經過3、40年的發展,包括許多硬體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已經超過台灣了,而且超過的還不是一點點;但另一方面,也面臨非常要命的局面,我們突然發現,現在問題很大,就是付出的代價太大,比如環境汙染。但是前幾年還看不到心靈和精神的汙染,現在嚴重到什麼程度?發生了許多標誌性事件,比如子女殺害母親,這在歷史上是沒有的。
尋找國學文化 解救心靈
即便是佛教,到了中國都是要拜祖先、拜父母的,你必須接受中國的孝道觀,不然佛教很難在中國傳播。實際上,「出家」這詞在原始印度佛教是沒有的,原來只有「出離」,從梵文的角度來看,只有離開的意思,因為印度沒有那麼明確家的概念。傳進中國以後,「出離」翻譯為leave from,離開哪裡呢?離開一個家,所以才有「出家」這個詞,並且由漢語回譯到吐火羅語佛書裡。其實對中國來講,孝道幾乎是宗教,因此中國在忠孝觀確立以後的歷史上,誰見過子女殺害母親的記載?這是最大的禁忌,這是跟佛教徒或者信眾或者僧人出佛身血一樣,和謗僧或殺佛祖一樣的罪過。
但是最近十年,每年都有很多起子女殺害母親的事件,這還都是公開報導的,不報導的可能更多。在傳統中,對於中國文化,這是不能突破的,母親等於是心中另外一個佛,佛也等於是自己的父母一樣。當這種情況開始出現,大家就高度警覺,再回去尋找資源。所以為什麼大陸這幾年國學特別熱,傳統文化特別熱。
「百家講壇」的于丹是一位大孝女,她父親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願當官,只願讀書,被安排到中華書局當副總編輯。于丹把自己的媽媽和兩位姨媽安排住在同一個樓房,都是她照顧,非常孝順。那時候由於她對佛教因緣沒到,緣分沒到,不是特別親近,我陪她第一次去大覺寺拜見大師,她非常有禮貌的說:「師父,尊敬的星雲大師,您不要生氣噢,我對佛教不太了解。」星雲大師說:「不要緊,不要緊。」吃過午飯後,大師突然說:「于丹教授,我帶你去看湖,看雲湖。」大覺寺外面的一個湖,原來是沒有名字的,這個湖名是我提議的,也是我取的。原本是一座水庫,我說大師在這裡,不可以用全名,全名不恭敬,我建議用裡面一個字,叫「雲湖」。
生活目的 社會和諧圓滿
大師叫電瓶車開到門口,我和于丹,還有翁思再先生跟著大師。不得了,突然變天,傾盆大雨,大中午,天黑得很,雨非常大,這車連遮雨簾都沒有,于丹說:「師父,這怎麼去看湖啊?這要開出去十幾分鐘,這雨會淋得很厲害吧!」大師說:「不要緊。」于丹和我們只好上車。大師坐在副駕駛座,我跟于丹坐在後面,車就一路開在雨裡,雨非常大。這時候,我和于丹看到大師的袈裟上一滴雨都沒有,于丹覺得有點不對,看看我,我看看她。到了湖旁邊,雨還很大,大師說停車,這裡能停嗎?雨這麼大。我說:「師父不能停啊,雨太大了。」大師說:「不要緊。」他手杖點到地,天晴了,一道彩虹。這張照片,我跟于丹都有,我們當時跟翁思再先生下來拍個照,大師也在。這是我經歷過的事,有證人在,慧是法師也在,不然說了都沒人信。
所以到了這時候,我們才發現這樣的問題,你賺錢也好,發展經濟也好,實際上都是手段。你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人活得像人,人要有尊嚴、有價值。當然沒有錢不行,但不是有了錢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讓人像人一樣生活,讓人有信仰、有價值、有尊嚴地生存。我們突然發現我們關注的只不過是手段,而忘卻了目的,目的是讓這個人類社會和諧、美滿、圓滿,讓每個人在此世的一生都活得很心安;當要往生的時候,你也很心安,這當然是最好的。
這個問題已完全擺在大陸13億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擺在那裡,誰都能感受到。那麼你就要去尋找資源,解決這個問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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