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言皆玄遠是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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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陽
作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身處兩大政治勢力(曹氏與司馬氏)政治鬥爭十分激烈的年代,在很多問題上不能不小心翼翼以免觸雷,於是也就有了這樣一段故事:司馬昭本人曾數次同阮籍談話,試探他的政見,可阮籍總是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來應付過去,使得司馬昭最終不能不感嘆「阮嗣宗(阮籍字嗣宗)至慎」。(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第一》)
對於在朝廷中當官的阮籍來說,因為其所處的時代有些特殊,因此,不能不小心謹慎,盡量把話說得「虛」一些,「玄」一些,讓人無法抓拿,進而無法給他扣帽子,以便在夾縫裡求得生存。
中國的文人有些苦。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有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諄諄教導,又有現實的政治鬥爭無比殘酷,讓他們隨時可能成為犧牲品的無數先例,所以,他們經常在「出世」還是「入世」之間糾結。
就魏晉的「竹林七賢」來說,其內心也一定存在著這樣的矛盾,所以,儘管說他們曾經聚於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的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可他們並非真正的隱士,而是反復在退隱與進取之間徘徊。至於他們的結局,也很難說圓滿: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晚節不保,為後人所詬病。
我對嵇康是無限崇拜的,因為他始終保持了做人的氣節,即便是死也死得瀟灑。臨刑前,他旁若無人地彈奏的那一曲〈廣陵散〉,永遠迴蕩在歷史的上空,為後人所景仰。不過,對於王戎、山濤的選擇,我們是不是在與他們拉開了相當的歷史距離後,也可以予以他們一定的理解呢?
想想,真該慶幸我們比「阮籍們」幸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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