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論】孔子的王道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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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珊
《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則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篇」,編訂成《詩經》一書,因其書只剩三百餘篇詩歌,故又稱《詩三百》。孟子說孔子作《春秋》、司馬遷說孔子刪詩,二氏之說乃文學修辭,出於偶像崇拜的目的,借機推高儒家學說,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論語.衛靈公》載:「孔子說:『我還可以看到史書有空缺的文字』。」《漢書.藝文誌》載:「古代書必同文,不知道的就直接空缺,再找賢者請教。在末世,人們是非不分,自私自利,胡亂改書。因而孔丘說:『我還可以看到史書有空缺的文字,現在已經沒有了。』這正是孔丘哀嘆當時因人心邪惡,以致古書被篡改而偏離事實。」
《論語.述而》上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魯國歷史自然屬於「文教」方面,是以孔子才會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清朝袁谷芳在《春秋書法論》中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也就是說《春秋》就是魯國歷史,而孔子見到魯史有殘缺,他怎會突破他的王道立場去篡改魯國歷史,修訂《春秋》以及刪詩?由此可見,儒士短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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