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語言】抗戰時期的「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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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智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在1944年1月10日的日記,描述了在抗戰時期大後方搭乘長途汽車的不良經驗:「此次自海棠溪出發後,汽車夫在路上到處作弊。初為劉姓,自綦江至桐梓到處拉黃魚,車後黃魚常在15人至30人之多,到都司大買橘子,二天收入萬元以上。到桐梓換篷車,另一司機開,弊端更大,黃魚亦20人,車價倍於票價。」
看到這段記載,令人好奇此處的「黃魚」是指什麼?為何能讓司機收入大增?其實,這是抗戰時期常見的社會現象,根據《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92的解釋:從前進出四川大多靠(長江的)航運,船員或水手會順便帶些黃魚,因為黃魚產於黃海、東海,非常好吃,賣到其他地方可以賺錢,因此抗戰期間就把搭便車的人,戲稱為「黃魚」。據說依照座位差別,各有不同的價錢,司機旁邊的位子通常是最高價,稱為「司機座」,便宜一點的坐車斗、坐貨物堆裡,只是有摔下來的風險。
抗戰時期的人們對司機夾帶「黃魚」賺錢,有不少抱怨或戲謔之語。對於以正常手續買車票的乘客而言,司機在長途汽車夾帶「黃魚」(乘客或物資)賺取外快,甚至遠高於本業收入,簡直是作弊行為。竺可楨在隔天的日記繼續批評:「車夫之作弊已成公開祕密,而其所以造成如此現象,一方固由於各公司之監督不嚴,一方亦由於乘車者不肯據理力爭,因車夫沿途購物拉客,實於正經客人大不利也。」曾祥和則說:「很多司機先生靠這個賺錢,他們最有錢。」因為到了抗戰後期,司機賺外快可能比公教人員的薪水還高。
不過,以「後見之明」來看,這種社會現象的形成原因,值得我們加以分析與同情地理解,主要有兩點:第一,戰時汽車的妥善率不佳以及油料缺乏,造成長途汽車的運量嚴重不足,長途陸路運輸的供給遠低於需求。第二,到了抗戰後期,通貨膨脹日趨嚴重,連公教人員等受薪階層都已陷入貧困的窘境,生活艱苦,需要公家配給米糧等實物,司機等基層人士為了求生,夾帶「黃魚」的經濟誘因大增。因此,這些因素的加總,形成抗戰時期司機夾帶「黃魚」的普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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